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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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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对超市商品进行突击采价 价格差别大

    南京对超市商品进行突击采价 价格差别大2010-8-31 联街网 近日,南京市物价局专门对超市里的商品进行了一次突击采价,结果发现了不少“猫腻”。“猫腻”最大的当属白酒类商品。 采价人员张辉介绍说:“一瓶普通的五星茅台酒,价格最高一家商场,是卖到848一瓶,而最便宜的麦德龙,四百五十几一瓶,买了两瓶酒可以省几百块钱。” 纸巾的价格相差也较大。“他说这个面巾纸是我们超市利润最大的其中商品之一,大家不会为了一盒小面巾纸差了几毛钱,跑到另外一家去买的,所以价格差异也很大。南京的很多超市,这个苏果,还有金润发、好又多,还有欧尚超市,超市里面的价格也是相差很大。”采价员王山峰介绍。
  • 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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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77家企业位列全国“民品”定点生产企业

    山东:77家企业位列全国“民品”定点生产企业2010-8-27 大众日报(济南) 8月25日至 26日,我省首次民族特需商品生产工作会议在庆云县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我省共有77家民族特需用品生产企业被认定为全国民品定点生产企业。 民品是反映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特殊需要、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传统特色的用品。扶持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用品生产、保障少数民族同胞在生产生活中特需用品的供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 八五”期间,我省民品企业仅有3家。经过多年培育,全省民品企业已增至 77家,其中清真食品类28家,棉毛纺织及服装类18家,五金、机械类11家,地毯、 刺绣类7家,建筑装饰及陶瓷类5家,造纸、印刷类3家,民族医药类1家,其他4家。 77 家规模以上企业,银行信誉评级均为A 级以上。
  • 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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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报:在华做生意四成“靠关系”

    澳报:在华做生意四成“靠关系”2010-8-26 新华国际 据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8月24日文章 与西方经理人员相比,中国经理人员更善于以巧妙的方式游走于关系和口头承诺之间。 过去15年的经济繁荣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中国成功引入了外资和专业知识。 最简单的标准商业模式是这样的:西方公司在中国投资,生产成本低廉的产品,返销本国或销售到世界各地。这使中国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税收,同时也得到了外国的技术。 尽管很多大型跨国公司遵循了这一模式,但澳大利亚公司和中国的关系与此有明显区别。澳大利亚也许没有中国需要的技术,但有中国需要的矿产资源。 这意味着,与在中国建企业的西方公司相比,靠出口大宗商品到中国挣钱的澳大利亚企业走的是一条较为容易的道路。而很多在中国经营的跨国企业都有过水土不服的沉痛教训。 虽然最早进入中国的沃尔玛、欧莱雅、宝洁和联合利华等公司都从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中轻松获得了好处,但仍有很多公司要等上很多年才能在中国取得成功。 柯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萨米尔·查特吉认为,长期等待的原因是缺乏对中国基本商业运营模式的了解。 他估计,在中国做生意至少40%靠关系,其余60%才是看产品。如果没有合适的关系,西方公司就会茫然不知所措。 查特吉说:“建立关系可能意味着要通过陪喝酒、陪谈心等方式,才能得到合同。如果没有关系,就没有生意。” 关系的概念在外国公司有关中国的理念中已经是老生常谈。最简单的意思就是指商界人士与政治人物建立的关系网。这对于经商和在中国发展社会关系都是关键。 查特吉认为,外国公司要在中国获得成功就要了解中国人想从这些关系中获得什么。 他说:“外国公司一进入澳大利亚,我们总是提到就业和新的资本。但中国从来不把外国公司看作新的资本。他们不需要钱,也不在乎就业机会。他们想了解我们的技术。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总是要求建立合资企业的原因。” 虽然与10年前相比,合资企业不太流行了,但它们仍是外国企业获得中国市场准入的主要途径。 西澳大利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副教授陈杰(音)认为,关系仍是获得商业合同的主要工具。 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地位以及他们为何能获得这一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但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香港合伙人基思·珀森认为,关系是否仍代表一切不能肯定,尽管其影响力是存在的。 不过,三位专家都一致认为,外国公司能否在中国获得成功取决于对市场了解的程度。他们说,想进入中国的公司应该知道他们要和谁打交道,为什么打交道以及他们能带来什么好处。 正如很多西方公司认识到的,双赢局面不会一夜之间建立起来。
  • 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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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首次承认大陆企业市场经济地位

    过氧化苯甲酰反倾销案终裁 台湾首次承认大陆企业市场经济地位2010-8-26 法制日报 近日,台湾地区“财政部”对大陆过氧化苯甲酰反倾销发布终裁,作为唯一应诉者,江苏强盛化工有限公司的市场经济地位获得承认,仅被课以4.73%的反倾销税率,这也是台湾地区自2005年对大陆发起反倾销调查以来,首次对大陆企业授予市场经济地位。 市场经济地位之争 2009年12月1日,应台湾育宗企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中国台湾地区“财政部”对从中国大陆进口的过氧化苯甲酰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国内生产过氧化苯甲酰并出口台湾的企业很多,所以此次反倾销波及面很大,但最终应诉的只有该行业的龙头企业———江苏强盛化工有限公司一家。 在以往对大陆提起的反倾销调查中,台湾地区一直不承认大陆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而是选择印度等国作为替代国来核算正常价值。但是大陆地区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低廉,企业拥有无可比拟的比较成本优势,选择任何一个替代国都会抹煞这些优势,从而高估倾销幅度,对大陆企业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导致大陆企业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 “在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前提下,如果一件商品在大陆卖10元,在台湾卖8元,那倾销幅度就是20%;反之,如果假设以替代国美国20元的价格为正常价值的参考系,那么我们的倾销幅度就成了120%。”代理此案的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任永忠律师说:“争取到市场经济地位对企业来讲是极为重要的。当然,这也是很困难的。” 由于江苏强盛是民营企业,股权结构比较单一,律师团决定,以市场经济地位为突破口,为企业争取一个理想的反倾销税率。他们从政府控制股份及生产要素程度、政府控制价格资源分配程度、企业定价及产出决定程度、企业运营受法律保障程度、企业会计制度、员工雇佣自由程度等各方面采集证据,提供企业符合市场经济地位的信息,终于促使台湾地区“财政部”在今年5月12日的初裁中承认了强盛及其关联公司市场经济地位,对其征收13.61%的反倾销税率,事件有了一个较好的结果。 但应诉团队并未就此罢手。他们发现,台湾地区方面对强盛反倾销税率的计算过程不符合WTO的通常计算方法。在对比加拿大、欧盟等国家反倾销实践的基础上,律师团制定了一份详尽的初裁抗辩材料,在实地核查过程中呈递给台湾调查官员,并就关键问题反复讨论,最终获得调查官员的认可。在终裁中,强盛获得了4.73%的反倾销税率,而其他未应诉企业则以替代国为基础,被课以59.70%的反倾销税率。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5年9月的毛巾特保调查以来,台湾地区已对大陆发起五起特保和反倾销调查,涉及行业包括纺织、制鞋、造纸等,涉及金额近一亿美元,多数大陆企业都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 如何应对此类案件 早在2007年,中国企业生产的过氧化苯甲酰就在韩国遭到了反倾销调查,但是没有中国企业应诉,该产品的韩国市场大门就此关闭。这种情景在很多行业中都曾出现。反倾销案以其花费大、胜诉难而被一些国内企业视为畏途,企业宁可放弃市场也不愿应诉。 任永忠认为,随着中国出口的不断增长,中国企业遇到的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必须学会应对这些问题。“这个案子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榜样,说明只要应对得当,完全可以保住自己的出口市场。它会鼓励中国企业去积极应诉。” 如何获得反倾销案件的胜利?任永忠建议,首先,在立案信息公布后,企业应该迅速决策,及时做好应诉准备工作。反倾销案件的应诉时间短、工作量巨大,越早决定应诉,准备时间越充分,对企业将越有利。 其次,企业应在律师指导下,根据实际销售及财务数据,提前对自己的倾销税率进行测算,以便使以后的应诉工作更有针对性。 最后,企业在选择律师时,一定要考察律师是否具有贸易救济领域的专业背景,是否具有丰富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应诉经验以及良好的业绩。
  • 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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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投资者的中国“新计划”

    国际投资者的中国“新计划”2010-8-25 环球 美资:每个CEO都在关注中国 截至今年6月底,美国累计在华投资设立项目5.9万家,实际对华投资640亿美元,是除香港、台湾之外的中国内地第二大外资来源地。对于三十年多来在中国累积了巨大投资的美资企业而言,真正想要问的问题是:中国在加快脚步向内需驱动型经济 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中,是否会通过坚持改革开放继续建设市场经济? “正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沃土,宝洁才在中国不断取得丰硕的成果。”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朱建文如是说。 8月18日,这家投资总额8000万美元,将成为宝洁少数几个支持全球业务尤其是新兴发展市场业务的创新中心在北京举行了新址开幕庆典。宝洁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麦睿博在庆典上进一步明确表示,未来5年,宝洁将在中国继续投入至少10亿美元。 事实上,作为第一批进入中国大陆的外资企业,美国宝洁在过去的22年中向中国投资已经超过15亿美元。 通用电气(GE)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通用电气医疗系统(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国华向《环球》杂志记者透露,今年以来GE继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无锡工厂400亩扩建计划已经提上日程,同时其研发队伍开始按照中国国内需求开发便携式超声波检测仪等新产品,预计年内将投放国内市场。 宝洁和GE在中国日益蓬勃的市场中取得的巨大成功是美资企业在华发展的缩影。对于美企在中国的经营现状,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华金声给出了“好到非常好”的评价,并指出在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2009年,很多在华美企的利润增长成为其全球经营链中的亮点。 作为一家代表在华美国企业和个人利益的非营利性机构,中国美国商会目前拥有来自1200多家公司的2600余名会员。该机构今年4月26日发布的2010《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82%的受访企业对中国未来一年经济展望表示乐观,这一数字几乎是2009年调查结果的两倍,而将中国市场列为企业全球投资计划中排名首位和二三位的比例,分别达到了28%和49%。 “企业投资的逻辑很简单,哪里会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资本自然就会流向哪里。”4月份,再度当选中国美国商会会长的孟克文说。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美国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24亿美元,同比增长15.16%,位列除香港、台湾之外的中国内地外资来源地前三位。 在外部世界投资风险高、经济前景不明朗的背景下,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中国经济显然比以往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商务部研究院院长霍建国分析说。 在中国美国商会公布的2010商务环境调查中,一个变化格外引人注目——“法律解释相互矛盾”首次取代“管理人才匮乏”这一前三年调查关注度中一直排名首位的选项,成为美企眼中在华经营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对此,华金声和孟克文不约而同地认为解读这个现象的一个角度是,现在很多在华外企采取了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国际中心城市为平台“起跳”,然后不断向全国迅速发展的中小城市市场拓展的成长策略。 “这正如同中国企业有能力走入海外市场后,才会遇到一系列新问题。一个长期仅在北京、上海经营的企业自然不清楚在成都、长沙、哈尔滨等城市很多事情的具体操作是不一样的。”孟克文分析道。 在调查中,目前39%的成员企业表示他们正在计划开展可行性分析或者有可能进入至少一个二线城市。那么深入中国二三线城市“跑马圈地”的新趋势未来是否会继续强化?从孟克文向记者讲述的一次苏北商务考察之旅中似乎可见端倪。 今年4月,孟克文就任伊始就率领40多个商会成员组成考察团奔赴南京、苏州、盐城、南通等地考察。这些城市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令他们印象深刻,同时他们也观察到从地方政府到企业都在谋划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对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软件外包展示出了极大兴趣。 在孟克文他们看来,这些城市的地方政府吸引外资的愿望依然非常强烈,在权限范围内也提供了力度很大支持措施,这让他们对未来三五年的发展信心倍增。 事实上,除了沿海的二线城市,在华美企对运营成本低、市场开发潜力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兴趣也在不断增长,最近河南的外资签约额上升较快,也有更多的外资涌入了成都、西安、重庆等地,霍建国介绍说。 此外,霍建国表示:“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基础雄厚,随着推进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进程,将来一旦相关政策打开,大型国企的技术改造、兼并重组将成为对外合作或者引进外资的新亮点。” 在具体的合作领域上,华金声观察到在过去一年半以来,美国对华在节能环保领域的投资出现了急速上升的趋势。以中国美国商会发起的中美能源合作项目(ECP)为例,在建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项目已经成立了8个工作组,专注于节能建筑与设计、清洁交通、风能等中美政府以及企业间的合作。 从谷歌退出到力拓案件,从自主创新到“外资新政”,从知识产权保护到强制许可制度,与外资企业和中国投资环境有关的话题从未像今天这样引人关注。 “我们不否认在开放的过程中会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但从总体看中国的市场环境会进一步向好的方向发展。”面对国际声音提出的诸多质疑,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如是回应。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更是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署名文章称,中国今后将更加开放,中国市场的大门始终对外资敞开。 作为商会主席,自1982年就开始在中国工作的华金声也用“一分为二”这种“很中国”的方式,阐明了自己对于当下中国投资环境的看法:对经济形势乐观,对法治前景不确定。 他进一步解释说,这种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乐观在过去几年都没有变,唯一变化的是过去半年中国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等相应的政策变动,开始让在华的美国企业担心这些变动会影响到其未来在华的发展空间。 尽管如此,在代表美国企业与中国科技部、商务部、外交部等职能部门沟通时,华金声对中国官员表现出的坦率开放和快速反应印象深刻。这种开诚布公的沟通本身就是健康的、积极的,现在外企能够自由地对中国经济政策、投资环境表达看法,证明中国环境更透明、更开放,华金声说。 在他看来,不仅中国,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在自主创新、吸引外资、增加就业等诸多因素间寻求平衡,如果能够倾听来自本土和国际企业的声音,将有利于政府制定政策。 20年前的中国,对很多外企而言充满了风险和未知。经过坚定而渐进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承诺,在外企眼中,在中国投资的风险越来越降低,在中国市场上获得利润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都是数一数二的利润增长点,五年前可能一个大型跨国企业对中国不甚重视,但是现在CEO们每天都要关注中国的事情。”华金声说。 他告诉记者,中国经济正从出口导向型向扩大内需型转变,而未来中国的GDP也将从五万亿美元再上新台阶,在华美资企业不想“缺席”这一进程,希望能够像过去几十年一样,继续在中国的繁荣发展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德资:抱怨不意味着停止合作 多年来,德国一直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德国也排名前列,截至2009年8月底,德在华投资项目累计6484个,对华实际投资157.6亿美元。这一增长的趋势即使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仍然表现得相对坚挺。 德国以在华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和资金到位及时著称。德国企业在华超过5000家,约有1700个子公司或代表处,在华投资领域主要为汽车、化工、能源、交通、钢铁、通信等,且大部分为实打实的生产性项目。 据统计,受金融危机影响,自2008年10月起,全球对华投资连续10个月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在2009年1至8月,我国新批准的德国在华投资项目为208个,虽然同比下降18.1%,但德方实际投入同比却增长了3.2%,达6.8亿美元。这是由于经济危机虽然令大量德国中小型企业减慢了对华投资步伐,但作为德国工业代表的大型企业仍然看好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甚至将投资中国作为避风港。 以西门子为例,在金融危机全面袭来、多数公司都开始勒紧裤腰带时,西门子却看准了中国的家电市场,逆势注资,通过加快技术升级、拓展产品线、加强渠道建设等策略,在2009年实现了同比18%的增长。截至2009年底,西门子在中国已设立了五个重点研发中心。2010年西门子仍在继续加大投资,以期再度复制两位数增长的业绩。 再看化工巨头巴斯夫,在制定了2020年亚太区销售额比2008年翻一番达到200亿欧元的目标后,巴斯夫决定重金投向塑料业务领域,包括2014年前对亚洲地区投资20亿欧元。中国的塑料消费需求占亚洲市场的一半以上,因此这20亿欧元有一大部分会用于巴斯夫在华塑料业务发展,在南京、上海和重庆的三个大规模项目将使其在长江流域形成完整的基地布局,为亚洲提供充足的本土化塑料原材料。 除了以上两例外,2010年起,大众、拜尔、蒂森克虏伯、宝马和戴姆勒克莱斯勒等大型跨国公司纷纷调整并制定了对华投资新战略,加大在华投资力度。 2010年初,德国工商联合会对约9000个德国工业企业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德国企业对海外投资、尤其是对华投资充满了信心。有37%的公司计划在中国投资,比去年上升了5%,如果不把金融危机对2009年的影响计算入内,这一增长势头可以往前追溯到2003年。 中国也是今年吸引德国企业最多的国家,数量甚至相当于德国在15个老欧盟成员国的总和。尤其是10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中,有不少都把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加工和供应基地。 调查显示,中国在德国投资者心目中不再是单纯的廉价劳动力工厂,只有20%的受调查企业表示投资中国是为了节约成本。在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出口冠军之后,德国企业更加看好中国市场的增长势头,以期能分一杯羹。34%的企业打算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46%的企业表示将更加集中于销售和客户服务方面。这表明德国对华投资的“升级”转型已现端倪。 德国工商联合会北京首席代表鲁玉棠女士曾在总结德国企业对华投资的趋势时称,中国政府的4万亿投资计划为德国企业加大在华投资提供了契机,而德国在华汽车、化工等大型投资项目也带动了一批配套产品供应商在华投资。此外,她指出,许多德国企业投资中国不仅着眼于中国巨大的市场,还将中国作为向其他亚洲国家以及诸如巴西、印度之类的新兴国家辐射的桥头堡。 当然,不可忽视的是,政策风向相对较难把握、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由于腐败等问题造成投资风险的增加,都为德企对华投资增加了变数。最近更传出一些德国企业家称中国商业环境不如从前的声音。 其中,最主要的意见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方面。德国企业以肯在科研环节下大投入出名,这些多年研发的成果是企业赖以生存的“绝活”,但这也意味着庞大的成本投入。他们认为,中国企业在这方面没有那么大的成本负担,如果轻易获得了他们的技术成果是不公平的。 当然,正如鲁玉棠所说,“抱怨中国不意味着要停止合作”。问题提出来后如果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取得改善,将更加有利于完善中国的投资环境。 日资:投资趋向多元 作为亚洲的一员、日本的近邻,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中等收入人群增加,正在由“世界工厂”向“消费市场”转换。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和发展战略也自然因此而发生了变化,出现涉足领域多样化、合作方式多元化的趋势。 近来,不少内需型企业纷纷加入开拓中国市场的行列。由于经济不振、消费低迷,再加上人口减少、少子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等原因,日本国内市场饱和甚至出现萎缩。这一状况,迫使原来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内需型企业也开始在海外寻求发展空间。百货商店、日用品连锁店、成衣连锁店、餐饮连锁店等均在新开拓中国市场,或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和拓展业务内容。日本企业涉足中国市场的领域,已经从原来以汽车、电器、机电等制造业为主向农业、金融业、零售业、服务业甚至文化娱乐产业等多行业扩展。 例如,日本著名的三越伊势丹控股公司目前正在研究准备在中国天津市生产蔬菜和水果,在其设在天津的伊势丹商场中销售。按计划,该公司将与日本宫崎县的一家农业公司合作,在大棚内试种番茄和草莓,来研究中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开发适合在中国生产的农产品。该公司认为,日本产的水果因其品质高、安全可靠而得到中国富裕阶层的青睐,但是由于中国海关对植物的检疫严格,使日本的许多产品被拒之门外,因此如果向中国消费者宣传具有日本特色的栽培技术和优质品种,即使在中国国内生产的产品也会受到欢迎。该公司初次涉足农业就将目光投向中国,可以说是日本内需型企业在中国市场多渠道拓展业务的一个代表。 餐饮业同样动作频频。经营外卖便当连锁店“Hotto motto好麦道”的日本Plenus公司近期在北京中关村开设了首家店铺,并计划在今后5年在中国各地开设约200家店铺。日本“一番屋”公司旗下的“CoCo一番屋”咖喱连锁店则计划到2015年前把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店铺数从目前的16家增加到116家。 在中国市场,日企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方式日渐呈现多元化趋势。长期以来,日企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基本上仅限于合资生产或委托生产等,但是目前出现了日企参股中国企业或与中国企业合作开展业务的动向。 如东海东京金融控股公司日前就宣布向与其有合作关系的中国大型证券公司国泰君安的香港公司出资10亿日元,获得了对方约1.2%的股份,就是为了强化双方的合作关系,推动扩大其在华业务。 日本三菱重工社长大宫英明最近在接受共同社采访时,就开拓中国及新兴国家市场问题表示,将与当地的知名企业合作,通过委托当地企业获取订单和三菱重工提供技术等形式来拓展业务。其实,大宫英明的这个想法,日本丸红株式会社已经在开始实践了。丸红日前宣布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旗下的石油设施基建公司开展合作,以此强化其在全球资源业务。双方将在南美、非洲共同建设油田和储油设施,计划在5年内获得1000亿日元的订单,丸红负责物资采购和提供法律支持。几乎在同一时间,丸红又与中国企业永晖焦煤签署战略性合作协定,意在共同获取更多的资源。 另外,日本企业还出现一个新的动向,就是日企之间相互合作将相同的业务整合,以共同开拓新兴发展中国家市场。7月5日,日立、三菱电机、三菱重工宣布将共同出资将水力发电业务进行整合,于2011年成立新公司,从事发电机和水轮机的技术研发、发电系统销售及售后服务等,获取中国、印度和中南美等地区的水资源订单。 同时,一向以保守谨慎著称的日本企业接受中国企业注资的事例也越来越多。据日本帝国数据库统计,截至今年6月,已有611家企业接受中国企业的投资,这个数字是5年前的约2.6倍。从接受中国企业注资的日本企业行业类别看,主要有批发业、服务业、制造业、零售业、运输通信业、不动产等,其中占比大的前3个行业是批发业、服务业和制造业。从接受注资的日企的商业规模看,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年销售额在1亿日元至10亿日元的企业居多,共有200多家。 日本帝国数据库认为,中日企业合资对双方均有利,对中国企业而言日企有品牌和技术优势,对日企而言中国企业具有资金和销售方面的优势。 与此同时,日本的汽车、家电等制造业企业在加快向泰国等其他亚洲国家投资建厂的步伐之外,仍然没有放弃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并且把重点放在了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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