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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糊的”家具正时尚
“纸糊的”家具正时尚2010-9-2 中国质量新闻网 从前，人们喜欢用“纸糊的”一词形容糊弄人的劣质产品。如今这个传统印象已被颠覆。比如，纸质家具在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家具市场已不鲜见。在我国，由于年轻一代仍将处在工作较频繁变动的时期，家具也不会过于固定，在家具的选择上，也必然是“多功能、轻便、廉价”；在造型和图案色彩上要新潮些为好。因此，有消费专家称：“纸家具”很有可能带来一场“革命”。 其实，纸家具倒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早在上世纪20年代，由美国发明家发明制造的纸质家具以经特殊加工(防水、防腐等)后的细纸条为主要原料，以细钢条为主干，捻成一股股纤维，使其可以承受较大的压力。然后像织布那样，将纸分为经纸、纬纸，相互扭转编织成角，再配上弯曲实木或金属框骨架，就造成了一件件纸家具。消费者不免表示担心：纸家具是否结实可靠？经过科学测试证明，这些纸质家具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不堪一击。据科学测试，纸质家具可以承受90公斤的重物和10万次以上的撞击，使用寿命达10年之久。而且，纸家具的颜色还可任意选配，有的还有防虫、防毒、防水等功能。纸质家具还兼备木材、藤材及纺织物的质感，给人舒适、惬意的感受。由于这种自然朴实、造型幽雅，感觉上光华细致，再加上时髦的概念，使得纸质家具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成为很多美国上流社会家庭的喜爱，成为当时一股不小的家居潮流。在崇尚天然、环保、健康家居的潮流下，纸制的椅子、床、组合柜甚至地毯等家具在欧美发达国家率先流行起来。在西方的一些大百货公司，可以见到系列化纸质家具，经过压制一次成型，在外观上颜色各异，质感似木材，但比木质家具更轻便，品种有纸床、纸桌、纸椅、纸凳、纸柜等。纸质家具在款式设计和色彩运用上目前还不能完全与实木家具、藤家具、竹家具等并驾齐驱，但以其独有的风采吸引着消费者的眼球。 在“低碳”理念逐渐深入中国百姓心中的今天，城市居民的环保行为正逐步走向细节。纸质家具产品近半年来在国内销售呈走好趋势，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欢迎。前不久，购买了一张纸质方桌的王先生表示：“如果这张纸桌子确实耐用，我会考虑换置家里的其他旧家具。”纸家具的研制与流行，给了生产商以重要启迪：环保和节能，将成为所有产品设计和生产的不可逾越的原则：设计师不仅要解决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和资源浪费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为社会提供在全生命周期内没有污染、节约资源的产品。这就要求产品在设计中不仅要考虑它的使用条件和性能，还需优先选用无毒、无污染及易回收、可重用、易降解材料。沿着纸质家具的思路，可以相信，聪明的人类很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研制出无毒无污染汽车，泥土质地的手机，可以食用的电脑，以及塑料袋的完美替代品。或许，在不远的将来，许多小家庭的呈现一片“纸糊”、“土制”的景象，而且主人均以此为荣。 - 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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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触媒在印尼增加SAP新产能
日本触媒在印尼增加SAP新产能 日本触媒有限公司在2010年7月30日召开的董事会上宣布，日本触媒已决定NSI在NSI的工厂新建一条高吸收性树脂（SAP）生产线。NSI是由日本触媒控股93.7%的一个公司,其总部与工厂均在印尼的Cilegon。位于印尼Cilegon的新高吸收性树脂生产线年生产能力将为3万吨，计划在2013年3月份投产。东南亚纸尿布市场的不断增长是这一投资的主要原因。届时日本触媒在全球的高吸收性树脂生产能力将达到50万吨/年。 - 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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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泡餐盒 绿色还是有毒？
发泡餐盒 绿色还是有毒？2010-8-30 消费日报 8月24日，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与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联合召开说明会，为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拨乱反正”。两家协会指出，我国现在广泛应用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符合国家相关产品标准的发泡塑料餐盒，属于安全无毒无害产品，被认定为绿色产品，可以放心使用。而同一天的《生命时报》却报道说，一次性发泡饭盒危害健康。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常务副会长董金狮却说，这种餐盒不仅危害人们的健康，埋在地下100年都不会分解。 都是权威专家，得出的结论却相悖。一次性发泡餐盒到底是绿色产品，还是“隐性毒药”？是该“拨乱反正”，还是从源头上遏制？这真是个问题。 董金狮表示，发泡餐盒在高温下会产生有毒物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在遇到热汤热饭时，会产生16种毒素，当盛装滚烫的食品时，不经意间已把毒素融化在食物中了。65℃以上高温使用，就会产生强致癌毒性二恶英。 而中国产学研与中国塑加协却认为，“二恶英”产生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含苯环物质和含氯(溴)、氧一类有机化学物在370℃至440℃高温条件下焚烧。而一次性发泡餐具生产和使用过程不具备上述条件，因此与二恶英无关。另外，关于65℃以上使用会释放出苯乙烯单体的问题毫无科学根据的，因其解聚温度需高达280℃以上，软化温度也需110℃至120℃，因此用发泡餐盒盛装热饭菜是没有问题的。 “符合国家相关产品标准的发泡塑料餐盒，属于安全无毒无害产品，可以放心使用”，中塑协会长廖正品说，我国现在广泛应用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被认定为绿色产品。两家协会指出，一次性发泡聚苯乙烯餐具的制造工艺，现在大部分发泡生产线已淘汰氟利昂，而采用丁烷发泡剂替代，不存在生产过程会对大气臭氧层造成破坏的问题。该产品原料和制品生产工艺用料省、废弃物少、节能、无污染，使用过程中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危害。可回收再利用、再资源化，对生态环境不会造成污染或破坏。因此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是典型的绿色产品，符合国际、国内包装工业发展潮流。个别厂家在生产时添加再生料及荧光增白剂的做法，是某些不法企业的行为，不能因此打击整个行业。 据介绍，目前社会上销售的一些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环保餐具，多是由当地周边一些小工厂和小作坊制作的。使用的原料也都是低价回收来的废塑料，这些垃圾本身有许多灰尘、细菌，生产过程中还会加入大量工业级碳酸钙、荧光增白剂、滑石粉等有毒有害材料，这些有害物质本身对人体就会造成危害毒。今年8月，广东已查处22家企业用废旧塑料生产一次性餐具。有调查显示，北京市一次性餐具每天用量为200多万只，其中存在质量问题特别是卫生安全性问题的高达59%。 对此，有专家指出，目前无论是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还是环保餐具，通过工艺上的升级换代，均可实现国家和社会要求的绿色、环保、无害，问题在于制造假冒伪劣的企业太多，违法乱纪的人对此更是有持无恐，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去伪存真，增加严打的力度。 事实上，由于伪劣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制作成本低廉、废塑料回收容易、市场需求巨大，已成为国家监管部门严打的对象。而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也因此受到牵连成为淘汰产品。据悉，早在1999年，原国家经贸委已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列为被淘汰产品；2005年，国家发改委限期淘汰399类落后产品，其再次名列其中。 不过，政府的监管思路似乎已经开始变化。据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马占峰秘书长透露，在国家发改委关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征求意见稿中，原先被列入“应淘汰的落后产品目录”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已经消失。“这份征求意见稿如果通过，意味着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将可以正大光明地重返市场”。 - 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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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污染制浆：表面上减少污染 实际污染转移
无污染制浆：表面上减少污染 实际污染转移2010-9-2 科技日报 不可能真正实现无污染 又是一个无污染制浆新技术的调研！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院长曹春昱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收到这样的邀请了。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从专业角度来看大多数技术并不可行，其中甚至不乏违背科学常识的“所谓创新”。 为达到减少污染的目的，近年来无污染制浆技术成为行业内外关注的焦点。来自各方的力量都在试图通过升级换代的新技术解决制浆产生污染的问题，希望制浆过程不产生废液或减少废液发生量。但从曹春昱掌握的情况看来，“目前没有任何一种新技术被充分证明是成熟的、可商业化运行的”。 打开百度搜索“无污染制浆技术”，可以找到约30万个相关网页，超声波制浆、生物技术制浆、自偶氧化清洁制浆、一步法清洁制浆、有机溶剂法制浆等等。 曹春昱说，有些技术，如溶剂制浆、生物制浆等在技术上虽然可行，但存在运行效率、质量和成本的劣势，在经济上并不具有可行性，这样的技术也不具有推广价值。 多位接受科技日报采访的业内专家均表示，“无污染制浆”是终极目标，从现在国内外的技术情况来看，生产过程不可能真正实现无污染。目前造纸行业需要的是能够实现清洁生产达标排放的实用技术。 多次的调研活动给曹春昱的感觉是，大多数“无污染制浆技术”并未达到所宣传的效果，还有一少部分只是在炒概念，做一些迎合政策的有“水分”的宣传。 在减排压力下，一些无路可走的中小企业和想投资有潜力技术的企业都对“无污染制浆技术”充满期待，但专家建议应充分考虑新技术的风险，不可盲目相信。 实际上是污染物转移 “一些企业将制浆废渣或污泥经处理后作为填料回用于纸板，这样的技术确实减少了该企业污染排放，但从全局来看，这类技术有害无益！”近日召开的中国科协第41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上，多位专家对目前一些造纸厂污水等废物循环利用产品带走污染的做法提出质疑。 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李忠正介绍说，目前在制浆污染治理中，有人为了追求所谓的“零排放”，创新出“清洁制浆新技术”：采用污水等循环利用的方法降低水耗和排放。他认为在制浆过程中，必然要产生一些可以融于水的物质，如果在系统当中无限循环、无限积累，最后必然造成污染。 中国轻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曹振雷肯定了上述观点。“如果你真的不排污，可能涉嫌污染物转移，用污水造纸，必然把污染物带到产品中，而产品带走污染物会对环境造成更大的危害，还不如把污水治理了。” “如果用这种纸生产的包装箱装水果，淋雨后，其中的化学需氧量溶解，会不会给人体造成伤害？”有专家提出疑问。据了解，目前使用此类技术生产的瓦楞原纸（用于纸箱内芯）、纸板等产品，都能够满足纸类产品质量标准，但是否符合卫生标准，则没有部门对其进行检验。 曹春昱则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污染物造纸技术的危害：这样的技术确实能够减少制造过程废弃物污染排放，“但我国有60%多废纸被回收再利用，循环再生是造纸行业的优势，上述技术只考虑了本企业的减排数值，其产品还能很好回用吗？这必然增加回用这些废纸的下一个企业的生产成本。从全局出发，这类技术对社会和整个行业都是有害无益”。 他认为，清洁制浆的目标是减少产品制造和使用全过程对环境的影响，因此应当用全局观念衡量新技术的价值，才能满足行业和政策的宏观要求。这指的是不仅要考虑技术使用环节对污染减排的结果，还应该考虑其产品生命周期内的综合减排效应。 用废水造纸，到底能通过产品带走多少污染物呢？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黄祖壬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算了这样一笔账：用含有化学需氧量浓度达2000毫克/立升的废水制造瓦楞原纸，生产1吨瓦楞原纸只能带走2千克化学需氧量，“这与制浆产生的化学需氧量相比可以说是非常小的数”。在他看来，即使用了这些技术把废水用来造纸，循环利用的确可以减少用水量，但大量的污染物仍然在系统中循环积累。希望让产品带走污染物，那也是杯水车薪，对减排实际上也是无济于事。 - 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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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企业家 欲望膨胀、模式超前而失败
消失的企业家: 欲望膨胀、模式超前而失败2010-9-2 中国企业家 他们曾是中国3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最醒目的人群之一，如今这些弄潮者大多数归于沉寂。我们将他们称之为“消失的企业家”。这里所定义的“消失”，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消失—除了极个别早逝者和终老者。“消失”所指的是他们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外力或是自身的致命缺陷，而过早离开主流商业舞台。这样的企业家25年来并不在少数，我们只是选取其中的典型者。在一个飞速转型的商业社会，像柳传志、王石这样能够超越历史语境、始终挺立潮头的企业家又能有几人? 以“消失”为题并非为了噱头，也不是为了简单的褒贬。与那些如今仍保持成功的企业家相比，他们在所停滞之处构成了历史的坐标。我们探求历史的完整性必从他们身旁经过。更重要的是，在他们身上，仍有值得现实咀嚼和借鉴的东西。 贪欲，野心，无知，膨胀，官商勾结，体制障碍，是几代企业家中表演折戟沉沙者的联合导演 1978年以来中国短暂的商业史中，那些盛极一时如今已不被更新一代所知的企业家不可胜数。事情往往是这样，不独商界，由失败者主演的戏剧总是更为惊心炫目。 并非都是悲剧，还有闹剧。还有剧情至今模糊的剧目。也并非没有重复，当初在远离现代商业文明的蛮荒之地开创企业的人所犯的粗陋的错误、遭遇的铜墙铁壁，并没有与他们败落的事业一起埋葬。贪欲，野心，无知，膨胀，官商勾结，体制障碍，是几代企业家中表演折戟沉沙者的联合导演。 以此为背景，柳传志和王石就值得被再次提及。20多年来，他们小心地克制着人性的弱点并成功地避开了体制陷阱，使自己创立的公司成为中国企业的榜样。消失的企业家们，王、柳多次阐述的原则看起来是对的：建立并执行制度，对自己要达到的目标有耐心，低头种地也要抬头看天;不追求暴利，不行贿，承认无知。而对于过度劳累中年早逝如王均瑶者，珠峰上的王石则提供了另一种典范。 欲望膨胀的失败 由厂长改称企业家，大概是从步鑫生、马胜利开始的。如果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当时以这些“改革者”为主角的热情四溢的“报告文学”，人们可能会惊异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做一个企业家竟然如此容易。不过是以身作则，赏信罚必，奖金激励，强调质量。从大锅饭改为承包当然是艰难的，而“一包就灵”证明了一个荒芜多年的市场恢复起来是多么迅速。 那时候很多人没有听说松下幸之助、杰克·韦尔奇，改革者们凭着对市场本能的敏感(还要有足够的胆量)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步鑫生、马胜利们成了时代精神的代表，点石成金的圣手，不但商界迫切需要他们的指点，政界甚至艺术界都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取智慧。就像他们的成就来自于那个初经开拓的草莽世界，他们也被那些热情却无知的市场初民毁了。步鑫生从衬衫进军自己并不熟悉的西服，马胜利从石家庄纸厂走向全国，将100家亏损纸厂组建成“马胜利纸业集团”。很快，改革者无所不能的幻觉破灭，他们发现观众们在变得聪明起来的同时也变得冷酷无情。 比他们走得更远的是禹作敏，当年的大邱庄“庄主”。在把自己的贫困村庄变为一座工业城市的同时，他也成了一个不可一世的“皇帝”。“家天下”也是某些企业家的梦想，禹只是走到了极端。 把牟其中与当年的改革者归为一类有些勉强，一位最早登上福布斯富豪榜的中国企业家，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相同。他用数百车皮积压的轻工产品从即将解体的前苏联换回四架飞机，这真实的奇迹让他之后的所有狂想都有了不可置疑的说服力。他有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对商业世界有独特的见解和宏大的构想，思考动辄以人类为起点，但是他缺乏实现目标的必要手段：钱。他更适合做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企业家。在后来的德隆唐万新身上还可以看到牟其中的影子。 当市场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充满，残酷的竞争让企业家们被迫从天马行空的想象向现实着陆，另一种简单的失败也悄悄来临。对广告、价格战的迷恋导致诸如秦池酒业、爱多VCD等企业迅速把自己打垮，它们曾经铺天盖地的庞大身躯原来不堪一击。此后，中国企业家们开始更多地谈论战略、管理、基业长青，当初的野心还在，手段渐渐变得高明。但是到了中国乳业三聚氰胺事发，人们对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进化程度表示出极大的担忧。 模式超前的失败 当人们认真思考唐万新的产融结合战略的时候，他已经在监狱里服刑。捉襟见肘的资金无法支持他的梦想。牟其中曾在另一所监狱中对《中国企业家》评论说：在中国金融改革到位以前，绝不与中国金融界及资本市场来往。唐万新、顾雏军等人过早掀起的产业整合浪潮影响深远，他们的见识与其遭遇的瓶颈碰撞激烈，从而使整个场景看起来悲惨壮烈，而他们在商业伦理上的缺陷被遮盖。 孙宏斌是此类人物在地产界的代表。这个同样进过监狱然后在天津默默做了10年地产的人第一个提出地产全国化，也第一个被宏观调控拧紧的资金链勒住了脖子。当年，孙的顺驰集团要超过万科引发众多争论，现在，全国扩张的地产商已遍地皆是。孙宏斌们的失败也可以归因于欲望远离现实的强大反作用力，但用商业模式的超前解释更接近于真相。 与体制相关的失败 褚时健不会想到，他最终在历史上被反复提及总是在这样的场合。在他之后，李经纬、郑俊怀等功名卓著不让于他的企业家也倒在同样的事情上。甚至可以把赵新先归于此类。按照王石的说法，如果当初三九有赵新先的股份，他还会那么毫无顾忌地扩张吗? 这类企业家以后不会再有，产权不清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在同样的制约下，柳传志能够用20多年时间“拐大弯”，谋略之高下立判。另一个极端如王石，在送来的股份面前转过头去，无论其初衷如何，事实证明他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 把那些因与官员走得太近而消失的企业家们放在这里吧。物美创始人张文中，福禧集团张荣坤，农凯集团周正毅，国美电器黄光裕。在中国现有体制下，这一类还会反复涌现。 最后，把怀念留给那些生命也已经消失的企业家，均瑶集团创始人王均瑶，逸飞集团创始人陈逸飞，海鑫钢铁创始人李海仓，利达玩具创始人张树鸿。前两位中年死于过度劳累，李海仓死于仇杀。张树鸿是位港商，因生产的玩具含铅量超标全部被要求召回而自杀。张不是一个大人物，但是从他的“消失”能看到中国制造困境的影子。 - 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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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日化品牌竞争激烈 谁能扛起终端大卖场的大旗
本土日化品牌竞争激烈 谁能扛起终端大卖场的大旗?2010-9-2 联街网 自当年的丝宝之后，目前似乎还没有一个国内品牌能真正扛起卖场终端的大旗。不过，正如专家所言，本土日化企业在本土市场有不可忽略的优势，他们会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探索，融合各种市场手段，寻找并实践出许多新的终端拓展模式。那么就让我们大胆预测一下，在未来几年中，有哪个本土品牌能扛起终端大卖场的大旗？ 迪彩：体验营销一炮打响 1998年创立的迪彩，入市不久就决定以外资品牌占据绝对优势的大卖场为主战场，并于2001年提出“大店策略”，集中资源投放大卖场。迪彩依靠一张“体验牌”，成功打进了家乐福、沃尔玛、易初莲花、好又多、华润万家等几乎全部KA系统。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迪彩离全国性品牌还有一定距离；同时，在体验营销逐渐被同行们效法时，如何维持自己的优势并实现持续性增长，是其需要解决的问题。 霸王：“霸王花”独树一帜 霸王是终端卖场表现得比较强势的本土企业，而其代号“霸王花”的促销人员就是其中一大亮点。 随着霸王的突围，以宝洁为首的跨国公司也开始推出草本概念的洗护发系列，飘柔、夏士莲等也玩起了“汉方概念”。 无可否认，在洗发水市场与外资品牌的终端竞争中，霸王作为民族品牌确实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当然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对于霸王而言，如何尽快走出二恶烷事件的影响，尽快恢复正常销售，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丁家宜：终端渠道颇具优势 一直以来，丁家宜在洗面奶和防晒品领域占有一定的市场地位，除此以外，丁家宜在连锁大卖场的终端渠道非常具有优势。近年来，丁家宜的年销售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无论是品牌影响力、产品竞争力还是网点覆盖率，丁家宜都已成为民族品牌中的翘楚，难怪会传出外资公司COTY看中其渠道而欲将其并购的消息。 拉芳：负履前行脚步沉重 在本土洗发水领域，拉芳最擅长流通操作。当流通萎缩后，拉芳也在四五年前走向终端，但并未如流通领域一样顺风顺水。 据业内人士透露，拉芳至今仍未见盈利的苗头，终端销售比重仅占5%～8%。业界分析的原因不少：拉芳促销人员培训经验缺乏、促销手段不新鲜等等。 显然，在业界眼中，拉芳的终端战略方向是正确的，但在战术配合上却迷失了。 - 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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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乐福进场费钱规则：两平方米收2万
家乐福进场费钱规则：两平方米收2万2010-9-2 时代周报8月31日，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天气温和。家乐福洪山店，门庭若市。 离中秋节尚有一段时日，家乐福早在8月26日就开始做起了“中秋特惠季”的促销活动。活动吸引着不少顾客的关注。 “每到节庆促销，我们就得意思一下。”家乐福一供货商张松民(化名)表示，家乐福举行促销的时候，供货商都要缴纳一定的节庆费，“具体数额依各家销售额的情况而定。” 除去节庆费，还有条码费、陈列费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让供货商们怨声载道。 向供货商收取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业已成为家乐福的一种盈利模式。有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家乐福在华部分门店利润约50%源于渠道收费。 “我们不能拒绝。因为不仅家乐福如此，其他卖场也是这样的情况。”张松民叹了一口气。 “天下卖场一般黑” 张松民是湖南某休闲食品的供应商。去年他与家乐福签订了合同，将产品放进了家乐福在合肥的一家卖场。为此，他付出了两万元的代价，在家乐福获得了一块不到2平方米的展卖面积。 两万元中，5000元是条码费，6000元交给家乐福的采购员，6000元是陈列费，2000元交给管理休闲食品的课长，1000元给生鲜处处长。在两万元费用当中，只有5000元的条码费开具了发票。“我清楚，其他钱实际是进了采购和课长、处长个人的口袋。”张松民苦笑着。 尽管费用交纳得不明不白，他依然表示，“如果按家乐福正常程序缴纳费用，总额不相上下，把钱给了课长等管理人员，也方便今后打交道。”在他看来，将钱塞给私人更为划算。 每到家乐福节庆、店庆抑或是举行促销的时候，各个供货商都须向家乐福交纳费用。“我供应的是一个小品牌，一年的销售额也不大，加之和管理层的关系都比较好，所以基本不用交。”这时，张松民反而为自己当初的选择庆幸，“但是意思一下是免不了的，给几百块钱给课长和处长就足够了。” 尽管在称呼上，入场费不复存在，张松民仍然改不了这个习惯，因为“本质上还是渠道收费，只是换了个叫法”。 家乐福的这一套做法早被国内的连锁销售企业活学活用。 一名前国美广州分部业务代表李忠(化名)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国美收取入场费也是利用其他名目，诸如卖场维护费、促销员培训费等。“节庆和店庆的时候，各个供货商也需要交钱，或者是免费提供一些赠品。” 国美的老对手苏宁也不例外，一名不愿具名的苏宁江西分部的采购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及时纠正了“入场费”这一叫法，“在苏宁，我们称之为促销费”。 入场费只是供货商需交纳金额的冰山一角，扣点的收取则进一步挤压了供应商的利润空间。“休闲食品的毛利较高，扣点是35%，毛利较低的，像肉类就收取3%-5%的扣点。”张松民如是说。 此前，在物美和华润万家做过四年采购的张松民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收取渠道费和扣点在连锁卖场里十分普遍，“天下卖场一般黑，这早已是业内潜规则了。只不过家乐福的收费是最高，而沃尔玛较为规矩。” 就是否收取进场费，记者向沃尔玛方面询问。沃尔玛中国公共事务部工作人员郑重给予了明确否认，但是当记者追问是否以条码费等其他形式收取时，郑重未置可否。 面对相同的问题，华润万家公关总监刘岫军的回答是，“我不敢说这个绝对不存在。”同时，他也认为，“收不收费，完全是市场化的选择。市场认可的就是合理的。” 潜规则之痛 在入场费的收取上，实则是零供双方实力博弈的结果。 品牌竞争力学创始人李光斗表示，到底是店大欺“供”，还是“供”大欺客，这由双方的实力决定。如宝洁或者可口可乐，此类产品已经深入到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与零售商谈判的时候，自然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国美业务代表李忠告诉记者，国美对待不同企业会收取不同价位的入场费，具体金额依据厂商的实力而定。“像美的，只需交10万元的入场费便可进入广州的五十多家国美；而像我经手的另一个浙江的小品牌，则要交相当于美的入场费两倍的费用。”在扣点收取上，大型企业为5%-8%，中小企业则高达15%-30%。 李光斗痛陈以家乐福为代表的盈利模式的弊端，“入场费无异于坐地收钱，扣点就像是雁过拔毛，让中小企业不堪重负。”他认为，企业发展初期缺乏自有的销售渠道，不得不借助连锁零售企业。然而，苛刻的收费让中小企业的品牌孵化功能无法得以释放，阻碍了中小企业的成长。而中小企业当中，大部分是民营企业，是民族企业。 著名经济学郎咸平怒斥以家乐福为代表的外国连锁，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改写中国零售游戏规则，对中国幼稚的民族工业造成了很大的损伤。 郎咸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家乐福对渠道利润高度依赖的盈利模式，让国内的零售业都纷纷效仿，这是一种目光非常短浅的做法。因为这会使国内零售业脱离最根本的盈利模式，商家放弃市场研究，放弃内部管理和成本控制，会导致全行业经营能力的全面退化。 步步高(25.45,-1.05,-3.96%)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公关总监陈志强也撰文表示，家乐福对供货商近乎“残酷”的“盘剥”，虽然让中国企业获得大量订单，让中国制造搭上出口快车，但事实上，这种剥削带来的出口，只是进行重复的简单再生产，极薄的利润根本无力去升级产业。这让“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的道路也变得更加漫长。 与此同时，家乐福与供货商的关系日益紧张，也尝到了自己种下的恶果。 三个月前，因家乐福收取高额入场费，供货商赵明华一纸诉状将之告上法庭。家乐福最后被判赔原告750万元。在更早的2003年，上海炒货协会也因此向家乐福断货。 中投顾问零售业高级研究员顾雪荣认为，家乐福不积极建设与供货商的战略关系，加之盈利模式单一，以后还将遭遇更大的困难。 家乐福在海外市场上一直未能实现良好的业绩，陆续撤离的一些海外市场都属于经济发达地区。 仅是今年，家乐福先是无奈放弃意大利南部市场，接着关闭在比利时的21家门店和法国的总部大楼； 3月11日，在日本艰苦经营10年无果后，家乐福也黯然收场。即使在家乐福的大本营—法国，它的销售业绩也出现了同比下滑趋势。 唯独在中国，家乐福表现优异，今年将增加20至25家新店。 对此，李光斗曾提出“家乐福指数”：家乐福的开店数量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成反比。商业经济越成熟的市场，家乐福越是难以成功；商业经济不发达的市场，家乐福则较容易成功。 黎雪荣介绍说，沃尔玛与家乐福代表了零售的两种盈利模式。尽管沃尔玛也收取少量的入场费，但是它主要还是依靠其完善的价值链体系，不断降低物流成本和采购成本，以此实现盈利。而家乐福的盈利模式则更偏向于向上游供应商收取高额入场费，挤压供应商的利润。 另一方面，由于家乐福实行单店配货，各门店自行采购，门店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课长、处长有权同供应商谈判促销进价、促销费用等。这也为商业贿赂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在黎雪荣看来，家乐福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并非靠收取入场费实现盈利，只有在中国，家乐福采取了这种盈利模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我国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家乐福在韩国也曾有强迫供货商削价向其供应商品，以及故意拖延与供货商签订合同等不公平交易的行为。供货商曾将此事向韩国公平贸易交易委员会反映。2006年7月，该委员会责成家乐福加以改正，并对其处以146万美元的罚款，并称这是韩国对全国零售业实施公平交易检查的步骤之一。 次年4月，家乐福便将在韩公司卖给韩国Eland公司，从此撤出韩国市场。 我国在对待卖场入场费的问题上，态度一度摇摆不定。 2004年10月，国税总局公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商业企业向货物供应方收取的部分费用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业内人士认为，这表明政府承认了收取进场费的合法性，但并没有对合理性进行规范。 两年后，商务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明令禁止向供货商收取进场费等费用，但情况并未好转。这一公告如今更像是一纸空文。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刘少军指出，我国在此相关问题上缺乏相关的明细条文，难以执行；另一方面，工商局、发改委都具备相关的职能设置，却容易造成职权不清的问题，因此可以借鉴韩国经验，成立类似“公平贸易交易委员会”的专门机构，负责处理这类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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