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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平：生活纸产能将扩大到 25 万吨
山东东平：生活纸产能将扩大到 25 万吨2010-8-24 大众日报(济南) 东平工业园区始终以科学发展观总揽全局，坚持“布局集中、用地集约、项目集群、产业集聚”的发展方向，以项目建设为主要着力点，以产业为纽带，以配套促聚集，以区中园、园中园为特色，打造区域化、集约化水平较高的新型工业园区。 对现有优势企业，按照园中园布局、 产业化谋划发展，增加链式延展项目，拉长产业链，实施集群突破。 重点规划建设了瑞星、 新东岳、东顺、光大、姜仔鸭等八大园中园，建成达产后，主营业务收入均可达到 20 亿元以上规模。 瑞星工业园，在去年完成120万吨尿素平衡改造工程基础上，投资 16 亿元，新上了粉煤气化项目，今年可将产能扩大到160万吨，明年达 240 万吨，比2008 年翻两番，成为全国产能最大的尿素生产企业。 东顺工业园，去年新上了2 条高档生活用纸生产线，当年税收增加了3 倍；今年再投资 10 亿元，新上纸尿裤、擦湿巾和2 条高档生活用纸生产线，届时生活纸产能将扩大到 25 万吨，产能、税收比 2008 年将近翻三番，成为国内最大的高档生活用纸生产基地之一。 新东岳工业园，去年4 个项目同时开工、全部投产；今年铺开二期工程，投资 13.2亿元，新上了 1500万套仿生子午摩托车胎、10 万吨还原再生胶和机电工业园项目，达产后，主营业务收入、税收比 2008 年翻两番多，企业综合经济指标将跻身全国同行业前三位。光大工业园，去年完成 1.5 万吨甲基纤维素项目，今年又投资9.2亿元，铺开二期工程，新上 60万吨大豆制油和淀粉醚项目；达产后，主营业务收入、税收比 2008 年翻四番，将成为纤维素和淀粉醚生产的国内领先企业。 亚麻纺织工业园，抓住亚麻被联合国评为低碳纤维的机遇，投资 2.5亿元，新上了 1.1 万吨纺纱、 500 万套高档亚麻服装和10 万件饰品生产线，全部达产后，可新增主营业务收入 18 亿元，是 2008年的4倍。 姜仔鸭食品工业园，总投资 5.4亿元，一期工程6万吨畜禽屠宰、 6.2 万吨熟食加工生产线已建成投产，可带动麻鸭养殖 1200 万只；二期孵化、饲料加工生产线已开工，建成后可带动麻鸭养殖 3000 万只，将成为国内最大的麻鸭生产加工基地。 围绕十大园中园建设目标，2010年，工业园区开工建设的投资过亿元的重点项目还有葡萄酒酿造、聚合物锂离子动力电源、博达光电、钠盐电池、开元机械加工、阳离子聚丙烯酰胺、郑佳食品真空擀拉面、海宁包装印刷、高档家具加工、东澳新科等项目。随着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园中园综合效益将实现翻番增长。 - 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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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六成游客以为纸巾是可回收垃圾
世博园分类垃圾箱遭遇尴尬，上海交大实践团队发现——近六成游客以为纸巾是可回收垃圾2010-8-23 新民晚报 游客来到分类垃圾箱前，不知道往哪个箱口扔垃圾，有的随便决定垃圾“归宿”……近日，上海交通大学“绿色放飞”暑期实践团队对世博园内的垃圾处理情况作调研后发现，分类垃圾箱遭遇的尴尬显露了市民相关知识的“空白”。 垃圾箱前不知所措 根据上海交大实践团队的调研数据，超过半数游客认为园区内分类垃圾桶标识清晰，81.8%的游客也表示会按此类分类提示操作。但是，当涉及废报纸、纸巾、果皮等具体实物究竟是不是可回收垃圾时，59.4%的游客误把纸巾当做可回收垃圾，而将废电池、餐饮垃圾、果皮等列入可回收范畴的也不少。 “在实地调查中，我们也看到，有些游客手里拿着垃圾却不知道往哪个箱口扔。当然，还是有人不仔细辨别手里垃圾的‘归宿’，只是想当然地扔掉。”团队组长周晶告诉记者。 分类知识几乎“空白” 绝大多数游客表示没有接受过垃圾分类学习，相关知识几乎空白。“就拿纸巾来说，由于易湿性太强，不易回收利用，属不可回收垃圾。”周晶说，遗憾的是，鲜有游客对此有所了解。 此外，近7成受访者认为“每个垃圾桶应贴上丢入物品的简洁图形”。不过，队员们却发现，一些园区常见垃圾在分类垃圾箱上并没有标识。 奖励正确垃圾投放 队员们认为，在分类垃圾桶顶部贴上针对世博游客携带物品，如食品袋、饮料瓶、纸巾等标识，更能方便游客判断。这种做法也适应于今后举办大型展会。另外，也可以设置一些特色分类垃圾箱。如当游客投入饮料瓶、易拉罐时，垃圾桶可以“吐”出纪念硬币，引导游客投放可回收垃圾。 错误投放垃圾，会对垃圾回收造成很大不便。团队成员表示，关键还在于提高市民的垃圾分类知识，分类垃圾箱的尴尬局面在平时生活中也时有发生。“在日本，如果垃圾投放不当，会有一定罚款措施。小区工作人员也会邀请户主参加为期一星期的专题学习班，我们也可以有所借鉴。”“绿色放飞”实践团队倡议，每个人行动起来，正确投放可回收垃圾。 - 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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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个直销百货落户丽都商圈
首个直销百货落户丽都商圈2010-8-23 北京娱乐信报 8成商品仅是传统商场的3.5折。昨天，首期投资20亿的国内首个低价直销连销百货商场——北京纯本百货正式宣布成立。据透露，这种国内直销的新模式将使消费者真正尝到实惠，在这个即将落户在丽都商圈的新模式商场中，消费者不仅可以看到全国统一价格的知名品牌，而且80%的商品将采取直销的方式销售，其价格仅是同类商品的3.5折。 - 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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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循环经济政府角色逐渐归位 垃圾回收处理体系面临挑战
中国循环经济政府角色逐渐归位 垃圾回收处理体系面临挑战2010-8-23 环球企业家 中国高速增长的软饮料市场的幕后推手现在需要处理它一手制造的麻烦：每年270亿只(接下来只会更多)废弃的利乐包。 喝空一盒纸包装的王老吉，任恺会习惯性将纸盒四角拉开、控干水分并且压扁，使其成为一个长方形纸片。纸盒底部清晰的蓝红色LOGO显示，这正是他的东家——全球最大的无菌复合纸包装提供商瑞典利乐公司(Tetra Pak)提供的无菌复合纸包装(以下简称利乐包)。 “这样做能为后面的拾荒者省点事。” 任恺说。这个30岁的上海人并非狂热的环保人士，也不为NGO服务，他在利乐公司担任环保工程师。 任恺可能是全中国极少数能够左右废弃利乐包命运的人之一。由于全球饮料和牛奶行业广泛使用的无菌复合纸包装中有70%左右由利乐生产，为减轻环保份子和舆论施加的压力，利乐在全球形成了促成废包循环利用而不仅是简单焚毁或填埋的惯例。现在，在中国推广这一做法可谓及时：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垃圾包围城市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会产生近1.5亿吨城市垃圾，占全世界每年产生垃圾的30.6%，仅北京市每年的垃圾就可以形成一座占地36公顷、高40米的垃圾山。为了减轻城市公共垃圾处理系统的负担，任恺和他的同事们花费了6年时间，在中国建起了一条利乐包回收处理产业链。 现在，一些从各种途径(主要依赖于利乐的宣传)知道利乐包能卖钱的拾荒者会在小区垃圾筒里将任恺手中的王老吉空盒和其他类似的包装一一挑出、压扁并聚集成堆；利乐包回收商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派车来将这些废包从拾荒者处拉走，积攒够数量后打包送去浙江富阳[0.41 0.00%]市的富伦造纸厂——这里是废弃利乐包的终点站。经过工厂的一系列处理，这些纸盒会被分解为它的原始状态：75%的优质纸浆+20%塑料+5%铝。富伦造纸厂将它们做成纸产品或当成材料出售——利乐包便实现了生命的再次循环。 2009年是利乐包回收处理体系效率最高的一年。这一年，全国已经有10几家企业在用回收的利乐包装制造再生纸、彩乐板和塑木。利乐在中国销售约270亿包，有4.2万吨利乐包被回收——这其中包括了其他公司生产的包装，比如瑞士的康美包(SIG Combibloc)、挪威的艾罗派克(ELopak)等。这一回收量是2004年的300多倍，回收率接近15%——与2008年的10%相比，前进了不到5个百分点。 困难 在上海郊外的一个利乐包回收分拣中心，空气中弥漫着垃圾无法忽视的臭味。人们行走需要时不时避开发黑的污水，苍蝇是这里最常见的客人。 “如果天再热一点，味道会让人难以忍受。”任恺承认，但他对此早已习惯，轻松自如地在回收点中走动。任恺是个非常细心的人，他特意不戴口罩——因为分拣垃圾的工人们都不戴口罩，他不愿搞特殊而让人产生隔阂感。任回忆说，4年前加入利乐时，面试官一上来便问他能否适应长期出差和户外工作。他回答“只要不像海员一样一走半年就可以”。现在，他每月要在富伦造纸厂里呆上几天，剩下的时间则分给了散布在全国的回收商们。 “想了解利乐包的回收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回收商们呆在一起。”任恺说：“而且要给予他们尊重。”因此，他和同事的标准工作装束不是西装，而是运动鞋、双肩背包，自带一瓶矿泉水。 这个实验在中国完全是从零开始。利乐推动的利乐包回收处理体系遍布欧美，甚至在巴西都有成功实践，但任恺们从他们的国外同事处却无法得到太多借鉴。 “中国的情况太特殊了。”任恺解释说。关于包装回收，国际通行的模式是：由政府立法指导居民对垃圾分类；政府或有关组织向可口可乐、卡夫这样的包装使用者统一收取包装处理费(费用分摊比例则由他们与包装生产企业如利乐协商)；政府或组织收取费用后对富伦造纸厂这样的废弃包装处理企业给予税收、补贴和政策的支持。但在中国，包装处理费、垃圾分类、补贴、法律基本缺位，利乐只能指望市场经济在这一标有“利乐制造”印记的产业链中充分发挥作用：废弃包装处理企业的产品畅销带来利润，然后由它使用价格杠杆撬动回收体系，把散落在民间的利乐包“吸”上来。 在中国的这条产业链里，任恺和同事们不但要负责挑选企业、代表利乐参与和资助利乐包处理的技术研发，还要为选中的企业提供管理指导和一些设备投入，帮助它们进入市场。任恺将自己定义为“项目经理”：不需要精通利乐包处理技术，但要能将所有与利乐包回收有关的人都组织起来。因此，利乐的环保工程师们都有外交家的特质：他们每天都要面对上至企业老板下到拾荒者等形形色色的合作者。任恺大学学的是造纸，在加入利乐前，他一直在中国这一最不环保行业中任职。造纸出身对推广业务有利，任恺一开始去和大大小小的造纸厂沟通，说利乐包可以回收用作造纸原料，人家连门都不让他进。专业背景使他找到了和造纸厂厂长们最初的共同语言。 事实上，一开始，任恺在这个职位上所面临的困难不少源于利乐公司的特殊地位，外人对“利乐的环保工程师”常有风言风语。这家公司一直是环保份子和舆论的标靶：在全球饮料和牛奶行业广泛使用的无菌复合纸包装中占据了70%左右的市场份额；大量技术专利和市场份额为利乐带来了令人眼红的利润(在一包牛奶中稳赚其成本的10%至15%)；人们总指责它与全球日益棘手的生活垃圾处理问题有关。任恺代表利乐去推环保回收，动辄被贴上“伪善”的标签。即便是在公司内部，人们也有诸多疑惑：从2004年利乐在中国全面推广利乐包回收再循环以来，他们每年花出去的钱超过千万元(赞助技术开发和免费为回收商与纸厂提供一些设备)。不少人会置疑这种“纯花钱”又不讨好的部门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花了6年时间，任恺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让周围的人意识到，尽管中国的循环经济立法步伐迟缓。“但根据我们在欧美的经验，这一天迟早要来的。”在很多国家，利乐在都用自己的环保实验主动推进这类立法，这使得它从包装生产大户变成了环保积极份子，两者在舆论和产业链中的待遇可谓悬殊。“因此，现在多花点钱还是必要的。”任恺说。 同时，他们说服了一些合作者加入到这一环保实验中来，比如前面提到的富伦造纸厂的厂长羊军。他天生善于在竞争中寻找差异化手段突围——2000年接手富伦造纸厂时，这个日产8吨纸的小工厂得以在富阳地区400多家纸厂的竞争中幸存下来，是因为羊军独辟蹊径，靠搜集其他纸厂用来卷牛皮纸成品用的纸管做原料。利乐的合作者还包括民间回收大户林道平——林老板此前在广东做水果生意，2007年南方雪灾让他损失巨大，他干脆转行做起了“没有人做，不容易坏”的利乐包回收生意。他们现在都相信任恺和利乐所说的：干好用回收利乐包造纸这个偏门生意，不但有利于保护环境，还能够赚钱。 产业架构师 能够热衷于“利乐制造”循环经济商业链条的人大致按性格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对“循环经济”与企业社会责任全情投入，富伦造纸厂的羊军便属此类。任恺则截然相反：他更为冷静内敛，这是天生的产业构架师的性格。 任恺是典型的上海人，工作时温文尔雅，很少出现急躁情绪，永远从产业链层面考虑问题。在利乐所找到的合作伙伴中，任恺一直在过于谨慎、迟迟不愿投入的人面前扮演“循循善诱”的推手角色。但他也总是为急于扩大工厂规模的羊军泼冷水，经常“挑毛病”、提管理建议——后者有时半开玩笑地抱怨说他未免“太过冷静”了。 事实上，任恺如此小心谨慎，是因为利乐在中国构建的这条产业链几乎没有“盟友”——利乐在全球的回收体系大都能依赖政府立法甚至财政的支持，惟独中国除外。身为设计者，他们能清楚看到这条毫无“外援”的产业链的脆弱之处：一方面，中国城市生活垃圾一直为混合收集，这导致垃圾分类成本高、效率低；另一方面，真正乐意与利乐合作的企业一般规模和资金都很有限，单靠他们用收购价格拉动利乐包的回收，无论效率还是数量增长都十分缓慢(要保持2009年5%的增长并不容易)。这中间还存在着不可抗拒的大环境影响：2008年上半年，利乐包的收购价格是每吨1800元，进口废纸(普通纸厂的原料)的价格是每吨2900元，富伦造纸厂还有成本优势参与竞争。但随着金融危机迅速到来，进口废纸价格降至每吨1200至1300元，利乐包的回收价仍在每吨1800元徘徊，废弃包装处理企业已毫无竞争优势，连生存都岌岌可危，惶论其他。 最终，利乐将宝押在自己赞助开发的铝塑分离技术上。富伦造纸厂在没有使用铝塑分离技术时，处理一吨利乐包，可得到500公斤纸浆，和250公斤铝塑筛渣(塑料与铝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最多卖到每吨1200元。在使用铝塑分离技术后，工厂继续将其分解为铝和塑料，塑料在市场上可卖到每吨1500元，铝则价格更高，是每吨7300元。富伦每年处理无菌复合纸包装近1万吨，使用铝塑分离生产线后，月销售收入增长可达25%。这部分新增赢利给羊军带来了与普通纸厂竞争和继续扩大回收网络的空间。 同时，任恺们正在努力“加固”这条产业链。2010年，他们找到一个强有力的加盟者——上海东冠纸业。这个旗下有“洁云”牌生活用纸的企业开始从位于厦门的一家利乐包回收工厂购买纸浆，生产上海世博会的指定卫生纸“自由森林”。有东冠这样的企业加入，能使回收产业链的结构更为牢固一些——以往羊军以均价每吨1600元收来的利乐包，能制造成每吨5000元的牛皮纸；而1公斤“自然森林”的卫生纸，就可以卖到将近20元。 面对这些后来的竞争者，被利乐先前挑中的小企业心中难免五味杂陈。东冠纸业这样的大企业与羊军这样的造纸厂产品存在差异，还不会对它们构成太大威胁。但如果这一行业中挤入太多产品同质化的中小企业，势必发生恶性竞争，并且抬高利乐包的收购价格，导致企业利润下跌。甚至利乐自己，这一产业链条的设计者，也会被矛盾心态所左右。最近一次明显的表现是在他们支持一个山东公司开发铝塑分离技术时：一方面，开发者处于商业考虑会希望这一技术迅速市场化；另一方面，利乐也意识到，这个技术如果催生出一批中小企业蜂拥上马利乐包造纸项目，利乐费时费力所搭建的规范、脆弱的回收体系就有可能会被短期逐利的价格战冲垮。 “对利乐来说，这有点像在走钢丝时小心翼翼维持平衡一样。”利乐的一位高管承认，作为产业链的设计者，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是利乐包回收比率大幅度上升。尽管对其中的一些企业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但最终，任何企业，包括利乐都要服从市场规律。”任恺说——这是典型的产业架构者的思维方式，“太过冷静”，不带过多的偏袒。 回收的玻璃顶 不管愿意与否，环保工程师们在这条打有“利乐制造”标记的产业链中担任了五花八门的角色：他们要做“循环经济倡导者”，代替政府向公众宣传和推动垃圾分类；为自己选中的再生产品制造企业提供管理咨询，并且偶尔充当回收行业秩序的调解人。作为最坚定的回收处理体系推广者，他们偶尔会承认自己也有“推不动”的无力感，中国的现实复杂到远非一家跨国企业就能让循环经济概念畅通无阻的地步。 回收商范忠的回收场坐落在南京南郊一条乡间泥路的尽头，场地的一角静静的放着一台1米宽、2米多高的小型打包机，空气里回荡着变质牛奶的腥味。范忠现在是利乐在南京唯一的回收商，每个月他为羊军回收六七吨利乐包，而利乐对他的期望是2010年第3季度实现每月平均20吨的目标。 “如果要提高回收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扩大规模增加人手。”任恺说。他去年就催促范忠多雇人，但范忠出于生意经拒绝了，至今还坚持连他在内两个正式工、1个临时工的规模。“只有保证目前配置才有盈利，加人我会亏。”范忠说。除了人手限制以外，还有一点不能忽视：范忠的卡车进不了市区，只能在人口并不密集的城郊回收利乐包，这就意味着他掌握的回收网络极其有限，让扩大回收量变得有如天方夜谭。 双方的合作到这里看似陷入了僵局。 这是任恺日常工作中最常见的困境：范忠完全有理由不接受他的建议。事实上，任恺和利乐选择在这条商业链条上扮演帮扶者的角色，就像他大学乃至后来在足球场上最擅长的位置一样——助攻。利乐免费借给范忠打包机，他们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更没有金钱往来。这就要求任恺必须想对方之所想，尽力帮他解决问题。任恺一向以“点子多”著称，他的老板评价说他有着宝贵的天赋，“总是能先人一步去找解决方案，用事实说话。” “利乐制造”商业链条中最大的回收商林道平在广东，2009年为利乐贡献了超过1600吨的回收量。林的回收网络几乎已经是利乐包回收商的完美状态——60%来自垃圾填埋场。在广州开拓回收资源时，任恺和同事坐着公交车在市区里转，他们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笃信贴在墙上、电线杆上的小广告。于是他们便将“牛奶包可以回收”的信息用海报的方式贴到广州市的各个小区里去。事实证明，这一宣传方法相当有效，也为林道平带来了好的开始。 但是，以上这些都是完全靠价格说话的社会回收网络，任何一环在都有可能“撂摊子”，或者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而断裂。在这次会面中，范忠带任恺去看自己的一个固定回收点——那是南京玄武区一所小学负责牛奶房的一位女校工。她把学生喝完的利乐包集中收集起来，只有在周末学生不上课时范忠才能开车来收取。如果不幸碰上学校运动会或者老师加班开会，就必须延期。范忠告诉任恺，这个女校工下半年要辞工回家带孩子，这条线可能又要重新再建。 “目前，国内的回收源头非常乱。”任恺说。没有政府强力介入，他们只能扶持和依靠像林道平和范忠这样的人。这些民间回收大户在这一商业链条中成为利乐包回收的枢纽，他们连接着各个垃圾填埋厂、废纸收购点和蒙牛、伊利这样的利乐包装使用大户(从工厂中回收他们的废弃包装)，并且也能通过自己的下家——那些更小一些的回收公司来面对成千上万的拾荒者、知道“利乐包”能卖钱的环卫工人和城市居民。 从范忠那里临走时，任恺从自己电脑里拷贝了一个文件给他，里面是厦门回收商在市内自己租地方设回收点的方案，他们用这一方法解决了车不能进城的难题。“你可以先不做，但要看看。”任恺对范忠说：“等我下次来，我们一起讨论你能不能自己在南京市内设点。” 政府的力量 2009年的一天，正在香港出差的任恺，接到了温于诚要求谈合作的电话。温来自上海环保宣教中心，正在为上海市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在上海市区的各个小区开展环保宣传和服务。 在社区搞了几次宣传回收利乐包的活动后，任恺发现，温于诚与上海市的各个小区街道的管理者都很熟悉。过去，利乐在上海郊区的回收大户们遇到过和范忠一样的问题——车无法进入市区，在市内难以寻找回收源头。依靠温于诚和上海市固体废弃物管理处的力量，任恺实现了自己在上海市中心建立多个利乐包回收“短驳点”的想法：它们大都设在较大的垃圾中转站或小区垃圾房里，每个短驳点配备有利乐提供的打包机，小区保洁员将利乐包收集起来，定时交给被上海市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允许进入市区的回收大户们。来自政府的力量很轻松地帮助利乐解决了难题——上海地区回收大户的利乐包回收量从每月50吨猛增到了200吨。 这一模式之所以在上海可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上海市目前已经开始全面推行四色垃圾分类，尽管其管理办法极其复杂——不可回收垃圾由环卫所负责，有害垃圾归环保局，玻璃类有专门处理的厂家，可回收垃圾归小区保洁员自行处理。 利乐人对这个小小的利好消息非常敏感。事实上，这意味着在中国“循环经济”中一直缺席的政府正逐步归位。凭借利乐在海外的经验，政府也是改善中国毫无社会保障的拾荒者生活环境的重要力量。从1992年起，非盈利环保组织“塞普利(CEMPRE)”帮助巴西政府将拾荒者收编成为了类似合作社的法人组织——这等于是政府早将垃圾分拣产业化，并使拾荒者的地位合法化。在这个实验里，政府负责为合作社的垃圾分拣提供固定的地点或场所，“塞普利”、企业和其他NGO则为合作社提供核心设备——压缩打包机和管理指导。合作社管理下的拾荒者的月平均收入可以达到200美元，相当于巴西最低工资水平的两倍。“而巴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为中国提供很好的借鉴。”任恺说。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非需要全部照搬国外的经验。”任恺的一位同事回忆说，在一次访问欧盟废弃物包装管理机构时，有欧盟官员告诫他们：“千万不要随便复制德国的回收模式。”一些东欧国家效仿德国，由企业和政府牵头投资建立了昂贵的回收体系，结果引发了一场正规军(政府企业支持的回收部门)和拾荒大军的资源争夺战，硬生生抢夺了后者的饭碗。 “不管怎样，上海已经是目前中国在垃圾分类方面行动得最早的城市之一。”任恺说，和温于诚的合作使得他们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说到底，这个链条最终的发展还是跟政府的推动密切相关。” 环保工程师们在这条打有“利乐制造”标记的产业链中担任了五花八门的角色：他们要做“循环经济倡导者”，代替政府向公众宣传和推动垃圾分类；为自己选中的再生产品制造企业提供管理咨询，并且偶尔充当回收行业秩序的调解人。 - 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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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变更：快消巨头宝洁、联合利华新官在中国“过招”
高管变更：快消巨头宝洁、联合利华新官在中国“过招”2010-8-2 国际金融报 8月以来，宝洁和联合利华的战事升温，宝洁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官到访中国，其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期待与1年前来华的联合利华新掌门人如出一辙。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让最大的两家快消品巨头不约而同地瞄准了中国市场。 8月18日上午，北京顺义天竺工业园一个临时搭建的大棚会议厅里，数百位宝洁员工齐声高呼“Good morning”，向新上任的宝洁公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麦睿博问好。出身于西点军校，曾在美国陆军服役5年的他已在宝洁工作了20个年头，涉足宝洁各个业务领域。 去年，麦睿博从前任CEO、同是军人出身的雷富礼手中接过宝洁的帅印。在二人交接的1个月中，他们到访了4个国家，其中包括中国。 而此次麦睿博的中国之行带来了更实际的承诺：“在过去的22年里，宝洁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投资超过15亿美元，从现在开始的未来5年里，我们将在中国继续投入至少10亿美元。”距他的演讲台百米之外，就是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的新址，一个投资总额达8000万美元的4层大楼。这里的500多名员工来自16个国家。 巧合的是，1年前，同样是初秋时节，刚上任的联合利华CEO保罗·波尔曼也造访中国，同样是为出席研发中心开幕仪式。此前，联合利华关闭了芝加哥、日本研究所，斥资5000万欧元力保上海研发中心的全球第六大地位。 保罗·波尔曼还借势把联合利华全球董事会议放在了上海，讨论联合利华全球2015年长远规划。他将中国列入全球12个重点战略市场之一，并放下狠话：“如果联合利华在中国做不好，那么在全球也不可能做好！” 宝洁2009年在中国的销售额约200亿元，而联合利华只有80亿元。过去十几年，联合利华在中国一直不温不火，销售额只占全球总额极小部分，其在印度的销售额却占全球的10%以上。 保罗·波尔曼无法允许这样状况继续。波尔曼曾在宝洁打拼了26年，又担任过瑞士雀巢公司首席财政官。在他的掌控下，联合利华一贯温和缓慢的欧洲绅士作风要有所改变。为此，保罗·波尔曼给中国区空降了“美国派”乔安路，带领中国市场突围。 快消品行业依靠消费者高频次的重复消耗使用，通过销售量实现利润，因此市场规模至关重要。作为全球最大的两家快消巨头，宝洁和联合利华都深知中国的13亿人口意味着什么。新官上任三把火，中国成了最先点燃的地方。 前任CEO雷富礼让宝洁退出了利润率微薄且竞争激烈的食品行业，重点发展增长强劲的家庭用品和美容化妆品等业务。目前宝洁在中国的产品线也基本以家庭和个人护理用品为主，品客薯片是惟一的例外。 而联合利华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坚持在中国的多领域布局。除了和宝洁一样的个人洗护、洗衣粉等产品外，联合利华今年加大了在冰激凌和茶产品上的攻势。联合利华中国地区副总裁曾锡文表示，联合利华的一大优势是产品线较广，品类比宝洁多，如果每个品牌都按保罗·波尔曼的要求保持增长，整体上就很有可能追上宝洁。因此，联合利华还将引入更多新品牌。 寄希望于“整体”优势压倒对手的计划在保罗·波尔曼这里被强化，他表示，联合利华在2010年会花费25亿欧元用于并购。 - 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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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南方谈话”记录在餐巾纸上
邓小平女儿邓榕忆父亲:“南方谈话”记录在餐巾纸上2010-8-23 南方日报 深圳人对邓小平怀有深厚情感,小平展览无疑是深度走近伟人的一次难得机会。南方日报记者鲁力摄 南海潮平,梧桐风清。昨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诞辰106周年,距深圳经济特区30岁生日还有3天。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涌动着对小平的感激与思念,许多市民一大早到莲花山向小平塑像献上一束鲜花,而由深圳市委、市政府和小平故里广安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展览也正式开展,特区人民用这种方式一齐喊出“小平你好”的真挚谢意。邓小平的女儿邓林、邓榕及女婿贺平亲自为展览揭幕。 大批市民莲花山顶寄托思念 昨日一大早,不少市民就陆续登上莲花山顶,向矗立的小平塑像献上鲜花、鞠躬致意。在附近执勤的保安人员告诉记者,天刚蒙蒙亮就有人前来献花,而昨日上午前来献花的人也比平时明显多了不少。 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告诉记者,每年小平诞辰和小平忌日他都一定要来莲花山,“没有小平就没有深圳,没有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深圳是最应该感谢小平的城市!” “53层高的国贸大厦,风采依然,记录了一代伟人引领航程的高瞻远瞩；耸立在深南大道的小平画像,目睹了深圳这座不夜城一日千里的发展巨变；仙湖植物园里,伟人亲手种下的高山榕枝繁叶茂,倾听着深圳人民深刻铭记的春天的故事；莲花山顶的古铜色塑像,鲜花拥簇,承载着鹏城市民的无尽思念。”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为小平展览揭幕前的一席话,表达出深圳人共同的心声———感谢小平! 他告诉邓林、邓榕姐妹,深圳年轻人结婚,或者有大事、喜事时一定要来莲花山。 “活雷锋”陈观玉全程摄录展览 昨日的深圳博物馆老馆异常热闹。下午3时,小平展览正式拉开帷幕,许多市民携家带口赶来参观。在开展前,王荣、深圳市市长许勤、邓小平的女儿邓林、邓榕及广安市委书记王建军共同向小平坐像敬献了花篮。 “可以告慰小平同志的是,他生前始终关注和牵挂的深圳,不负期望,始终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邓榕表示,在经济特区创办三十周年的时候,特区人民没有忘记小平同志,作为亲属感到非常欣慰,“我们要感谢特区人民,是你们创造性的实践,谱写着改革开放的辉煌。” 据悉,此次展览是从小平故里特意移师深圳举办的,将在深圳博物馆展览到9月22日。虽然昨日天气炎热,但丝毫未影响深圳市民的热情,白发苍苍的老人、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稚气未脱的孩子让首日的展览人头攒动。 “当代活雷锋”陈观玉带着摄像机全程记录了小平展览,“深圳特区是在小平倡导和关怀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深圳人必须要懂得感恩。” 小平“南方谈话”记录在餐巾纸上 展览再一次让小平同志回到深圳这片热土,参观展览的邓林和邓榕回想起许多难忘的往事。 展览厅里,一件米色夹克在柔和的灯光下引人注目,这是小平当年在国贸大厦发表讲话时所穿的衣服。邓榕告诉陪同参观的王荣、许勤,这件衣服是她去香港为父亲买的,买来的时候袖子长了,临时找深圳市委的工作人员改短了。“父亲一直都穿中山装,他说,‘这是我穿过的最舒服的衣服。” 邓榕透露,小平视察向来不讲话,所以那天大家都没有准备纸笔或录音机记录。小平在国贸讲话时完全没有准备。“我问餐厅服务员,你们有纸吗?他们说没有。后来我就在餐巾纸上面记下了当时的谈话内容。这是小平第一次破例讲话。” - 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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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停落后”引爆资产处置需求
“关停落后”引爆资产处置需求2010-8-23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随着工信部公布18个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名单以及今年9月底的关停最后期限日益临近，落后产能的拆除以及处置需求已被突然引爆。其中一些资产可能已一文不值，但还有规模庞大的资产可以重新利用，这为产权市场提供了一个新的市场舞台——选择优质的拆除公司和出价合理的资产受让者。 重交所再挂大单 日前，一批单机容量135MW的火电机组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成为目前国内挂牌转让的容量最大的关停机组。 据了解，这批火电机组为中国电力[1.73 0.00%]投资集团河南公司下属的开封京华发电有限公司和光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关停机组闲置设备，关停前长期处于额定出力，运行状态良好。其中，开封光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135MW#1、2循环流化床机组参考价9998万元；开封京华发电有限公司135MW #3、4关停机组参考价3800万元，是目前已处置或正在处置的关停机组中容量最大的。 这已是重交所挂牌的第二批关停火电机组。中电投下属河南平顶山鸿翔热电有限责任公司#1—5关停机组（总装机容量225MW）主、辅机设备于今年5月21日在重交所挂牌。经过交易所人员近一个月的营销攻关，最终让这笔关停火电机组首单以5280万元协议转让。受让方为邢台天峰治合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经营各种二手设备收购及转让。 落后产能处置需求爆发 重交所开了个好头。除了重交所挂牌处置关停落后火电机组外，在其他产权市场，落后产能资产处置也已渐渐升温。 8月17日，丹东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沈阳华泰热电厂两台关停小火电机组，价格面议。转让方丹东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为中国华[0.15 -0.65%]电集团下属子公司。转让方拟转让的1、2号机组总体装机容量均为2.5万千瓦，位于丹东新能源—沈阳华泰热电厂，主体机组于1957年、1958年装配。按照华电集团的统一部署，上述1、2机组已于2010年4月正式关停。该厂锅炉经过多次大修和技改，现仍可以使用。1、2号机组的发电机、汽轮机为一体式，均于2004年重新购置投入使用，维护情况良好。所有设备均严格以现状交易，转让方与北交所不保证拆除后的设备质量、数量、品质等。 7月初，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乌拉山电厂在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处置其乌拉山电厂关停机组及部分附属设施。要求竞买方具有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和爆破与拆除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或具有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火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和爆破与拆除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以及具有电厂关停机组及附属施工拆除业绩及经验。 挂牌处置的并不止于关停火电机组。近日，北京炼焦化学厂5、7、8区机器设备一批在北交所挂牌处置。据介绍，这批拍卖标的中绝大部分资产属于旧设备、旧物资及备品备件，因采购年代久远，部分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属于淘汰产品，应作报废处理，不能再进行整体利用。福建水泥[7.10 2.45%]股份有限公司建福厂1#、2#窑等资产拆除权及废旧物资所有权，近日在福建产权交易中心捆绑转让，挂牌价为815.06万元。拆除的资产包括车间、厂房的拆除权及车间内的设备及物资。此外，上海平板玻璃厂部分资产，包括两条玻璃棉生产线最近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处置。两条玻璃棉生产线建造时间分别是上世纪70年代和2003年前后，是由多类构件设备组装而成，两条线使用同一座容熔炉。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一条生产线，由于使用年代久远，目前成新度较差。 待处置关停资产庞大 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最近表示，落后产能物耗能耗高、环境污染重、安全无保障，是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的重要表现，是导致中国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竞争力不强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才能缓解产能过剩矛盾，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工信部8月8日向社会公告了18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要求这些企业的落后产能必须在今年9月底前关闭。18个工业行业2010年淘汰落后产能共涉及企业2087家。其中涉及企业数较多的行业有：水泥762家，造纸279家，印染201家，焦炭192家，炼铁175家，铁合金143家，制革84家。 淘汰落后产能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淘汰直接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资产如何处置。 以走在淘汰落后产能前列的电力工业为例。电力工业一直是我国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的重点领域，而小火电的长期无序建设，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十一五”期间，国家相继出台政策引导电力工业结构调整，其中以“上大压小”政策影响最大。截至2009年6月，我国已提前完成“十一五”关停5000万千瓦小火电计划。 而按照国家能源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今年将再关停1000万千瓦小火电机组。随着小机组的关停，大机组建设如火如荼。据统计，目前，全国30万千瓦及以上的火电机组占火电总装机比重已从“十一五”初期的43.37%提高到了67.1%。 据了解，以往淘汰的落后产能设备大多以废品处理，很容易造成资产价值的低估，甚至国有资产的流失。实际上，一些待处置的资产完全可以重新利用，而这需要市场机制来解决。 今年6月中电投河南公司平顶山鸿翔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关停机组项目的成功转让，打通了落后产能资产通过产权市场处置的新通道。 重交所市场部副部长陈婷表示，在落后产能处置方面，产权市场首先可以帮助处置方向全社会公开信息，同时可以通过产权市场平台，帮助实现处置资产价值的最大化。具体来说，产权市场可以协助关停企业选择拆除公司，也可以帮助企业寻找资产的接盘者。 业内人士指出，通过关停电力机组的市场化处置实践来看，使用年限不长的关停机组，完全可以有效再利用。这些机组虽然在我国已禁止使用，但在环境压力小、技术相对落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设备还可以发挥余热。因此，对18个工业行业2087家企业的落后产能处置，产权市场也完全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地实现处置收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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