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是重庆制线厂的厂长，做无纺布与工业民用线，从88年就开始给恒安供应无纺布。因为业务关系，跟恒安的老板们结识。

 

　　恒安90年酝酿在重庆建厂时，我本人也是积极支持的，但是肯定没有想到要让我来管。当时制线厂是中型企业，工厂效益好，待遇也不错，况且我又是厂长。施主席、许总、张时跑副总裁他们一直希望我能来，跑来重庆几趟做我的工作。后来许总带着他一家人来重庆，父亲、太太和三个儿子都来了，那天在重庆宾馆，他们一家，请我们一家吃早餐，许总说“老魏呀，这次你是必须要出山了啊！”许总那份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真诚，还有他那种把恒安做大做强的坚定信念，再加上当时那个场面，确实感动了我。我说：来！

 

　　男子汉嘛，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但我当时是有组织的人，组织上不同意。组织说我们培养你这样一个干部不容易，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你却要走，我们还花钱送你上大学。总之是经历了一番波折，后来那个上学的几千块钱，还是恒安出钱赔给组织的。我从制线厂出来后，家里的电话也被原单位收回，恒安又重新给安了电话，方便工作上的联系。我辞去国营厂长这个事，当时《重庆晚报》还作了报道，好像叫《一个有希望的厂长辞职“下海”》，还配有我的照片，当时有一定影响的。

 

　　我弟弟当时在成都军区通讯部队是保卫股长，通过他，找到他们部队在重庆的通讯二总站卫生队的旧房子租下来。老式的旧房子，竹木结构上下两层，墙面是竹条糊泥巴做的，走起路来整个楼板 “咯吱咯吱”响，下面放机器，上面办公和宿舍。地方很狭窄，条件很简陋，办公桌是学生课桌，两个人用一张，睡的是上下铺，夜里睡觉总担心会摔下来。连厕所都没有，临时挖坑做个厕所。跟原来在制线厂的待遇相比，实话说，心里落差是很大的。

 

　　90年的时候，重庆市场上已经有“白天鹅”、“晶莹”、“菲莹”、“长安”四个卫生巾品牌，都是重庆本地的，其中“菲莹”是卫生巾的国家标准起草单位，很有影响。后续92年“舒而美”也在重庆建了厂。是个群雄逐鹿的情况，用当时媒体的话说叫“山城论剑”，所以我们的业务推广做起来很艰难，业务人员在周末休息时间，都还扛着卫生巾到周边的轻纺行业促销。我们卖到哪儿，他们也卖到哪儿；我们促销，他们就杀价，用尽各种手段干扰和阻挠，总之是要把你赶出重庆。

 

　　重庆公司最初两年的销售很不好，也不赚钱！但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许总他没有放弃，总是给我们很多信心和鼓励，还有施主席、张时跑副总裁也经常来重庆，关心重庆公司的发展。“要想进入西南市场，重庆是必争之地！”——许总的这个决心和信念，对于恒安在重庆落地生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应该是92年的时候，我们在著名的重庆解放碑上，做安乐卫生巾广告，轰动了整个重庆城，也是从那个时候，品牌效应也慢慢上来了，生意也越来越顺当了。说起那个广告，当时还入选了《中国广告大全》，解放碑是全民族抗日的精神堡垒，解放后被刘、邓命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是不准打广告的，特别是将卫生巾广告做在解放碑上当时争议很大。当时在群众中有一句话“解放碑的钟不摆了，解放碑下海了！”。

 

　　十几年下来，那几个品牌在重庆销声匿迹了，只有恒安做大了。在部队卫生队的旧木头房子里，重庆公司卫生巾生产线由1条增加到3条，95年又搬到沙坪坝区的红旗棉纺厂里，租人家的厂房；2004年，又搬到巴南区岔路口，买了35亩地自建厂房，98年常德做纸以后，我们又增加卷筒纸设备；大约2002年以后，由于集团资源整合，重庆公司就不再做卫生巾了，只做纸，这边市场的卫生巾主要由成都公司供货。

 

　　目前，新的重庆公司位于巴南区的界石，占地500亩，2条造纸生产线年产能12万吨，后加工生产线34条，去年销售20多个亿，年纳税过亿。我们在重庆轻工行业排名是前三的，市里、区里对我们都很重视。心相印品牌家喻户晓，恒安在重庆知名度很高。

 

　　重庆公司90年酝酿、筹备，91年元月份正式开工，一路走来，20多年了，基本上我这半辈子都跟恒安捆绑在一起。经过冬天的人，才知道春天的温暖，我本人切身感受到，从重庆公司走出来的这帮老员工，对恒安的这份眷念，和对恒安的那份质朴的情感。今天在重庆公司仍然是老员工占大多数，干了一、二十年的也有不少。我们现在负责后加工的副总经理黄通彬，重庆建厂进来时才16岁，差不多就是个童工，一直干到现在，20多年了。

 

　　西南地区的市场在全国来看，一直都是不错的，尽管产销分离，但在重庆没分那么清，生产公司的人都关心销售，都关心和关注整个集团的发展。重庆公司是最早的省外公司，现在集团在全国的生产基地有20多个，从重庆公司走出来很多骨干，早些年的像王恭执、吴声渔他们已退休，后面的像余大论、黄荣誉、苑振海等，现在也都独挡一面了。要说恒安待遇也不高，但这帮老员工不弃不离，一直走到今天，非常难得！你看公司里现在跳槽的都是年轻人，老员工基本不会，我们是打心底里希望恒安能发展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好，永远立于行业巅峰！